阎连科的长篇叙事散文《我与父辈》上市不足一月，即发售22.6万册。按阎连科自己的说法，这本书的市场反应超过了他以往的所有著作。在《我与父辈》中,阎连科以散文的笔法、小说的叙述方式，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生活故事。近日，阎连科接受了本刊的采访。
《我
与父辈》，阎连科著， 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5月
写这本书让我泪流满面
张弘：你以往以小说著称，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写《我与父辈》这一想法的？
阎连科：10年前，我曾经写过这本书中的第二章《想念父亲》。去年在香港碰到北岛，他和李陀主编一本书《七十年代》。有大致纲目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，他们的稿子来自于城市，题材也是城市的，缺乏真正有乡土经验和来自于乡村的作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写了《我的那年代》。
两年前，我回河南老家给四叔奔丧。69岁的四叔的离世，让我意识到父亲一辈的叔伯弟兄中就只剩下一位堂叔，其余人都已“终是都丢下这世界，丢下我们这些晚辈们”。为四叔守灵的深夜里，我跪在一架白色的灵棚内，守着四叔和棺材。极度的宁静里，没有睡着的一个妹妹去四叔灵前换了将燃尽的香，然后说:“连科哥,你写了那么多书,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?”我觉得这本书到了可以动笔的时候了。
张弘：从目前收到的反馈来说，很多人看过《我与父辈》后都会流泪。你认为这本书能够打动读者的原因是什么？你在写作过程中有自我感动吗?
阎连科：这本书确实打动了许多人，比如说帮我打字的打字员。我的每部小说她都帮我打，但是只有这本书，她说比我之前的作品都要好看，边打边流泪。再比如，同济大学李校长，看了以后热泪盈眶，亲自主持新书发布会，不用讲稿讲了二十多分钟，并且要把这本书推荐给自己的同事和学生。这两个人跨度非常大，以这两个例子来说，我想打动人的不仅是作品中透露出的生存的艰辛，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爱、温情和善良。它让人感到爱不仅是传统和美德，更是我们活着的力量和我们活着的一种信仰。
写这本书经常会让我泪流满面,总是需要不断地洗把脸再写。它从狂想回到了最为真实的现实感受,这种真实体现在日常细琐中,是一种来自灵魂的感动。这样的写作经验，在我以往的小说创作中是没有的。
张弘：读完这本书,除了感动,还有沉重,很多读者的共同感觉是陷入了一种对父母的愧疚当中。你家里人和亲戚朋友中有看过这本书的吗？他们怎么说？
阎连科：我们总是到亲人不在的时候才会更孝顺,他们活着的时候就会无意识地躲避该有的责任。父亲去世后,我心里一直有阴影,很心痛,于是将自己的孝心转移到了活着的母亲、大伯他们身上,然后思考出来这些东西。写这本书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,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善良和美也有了新的认识。
非常遗憾，我的亲人朋友还没有看到这本书，但是前一段我的大姐到北京看病，她拿起书看了40分钟，却一个人在我家里哭了一个下午。她是这本书的特殊读者，她的眼泪至少告诉我说，这本书我不一定写得好，但是写得很真。
张弘：你自己评价这部长篇叙事散文是你“六百万字著作中的真情之钻”,但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文字有不同看法。这样不带文学观写作是不是也出于想真切描写乡土的考虑?
阎连科：写这部作品完全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,最主要表达的是平实和真诚,没有以往写作时对文学方面的注重,但在另一方面也是有雕琢的。为了让事情与它发生的那个地方更贴近,我在这本书的语言上使用了一些方言,考虑到读者的接受,方言不可能原汁原味地放在书里,在这方面我做了一些修正。但最主要的是它里面渗透着的情感,因为你要想感动别人,得先感动自己才行。
张弘：前一阵子你到同济大学做演讲，主题为谢有顺强调的“从世俗中来，到灵魂中去”，这和你的新书《我与父辈》有着怎么样的联系?
阎连科：我想选择“从世俗中来，到灵魂中去”的主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切伟大作品的根基都扎在世俗中，每个人都生活在世俗中，即便一个皇帝、一个省委书记，任何一个人都脱离不了世俗生活，但是，世俗并不等于伟大和灵魂，这就需要你的写作从世俗写进灵魂，写进作家的灵魂，写进人物的灵魂。《红楼梦》是“从世俗中来，到灵魂中去”的最好例子。而《我与父辈》恰恰是我所有作品中最为表达世俗的一本，也是我在写作中最锥心刺骨的一次。我不能说《我与父辈》已经写尽灵魂，但我试图经历一个“从世俗中来，到灵魂中去”的过程。
《我与父辈》展现了我温柔的一面
张弘：《我与父辈》与你之前的小说创作风格完全不同。你的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坚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都被称之为“酷烈”之作，是一种“怪诞奇崛”风格，但是，《我与父辈》却非常自然、质朴，虽也有苦难，但温暖却是基本的底色。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差？
阎连科：第一点，一个作家，如果你的亲人不关心你的写作，那么，你的写作与大地、故乡的联系在哪里？第二，我试图在乡土现实中寻求一种诗意。以赵树理为例，农民可能更接受《小二黑结婚》，但是，作为一个作家来说，总是本能地追求一种诗意。我试图通过这样的写作，调和赵树理和孙犁的矛盾。既有诗意的，也有与现实的相结合，既让原有的读者喜欢，也让确实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，与你有血缘关系的，左邻右舍的人，能够真正看明白。这是最根本的目的，这部书是为他们而写。第三个原因，我也希望我的读者看到另一个阎连科，并不是那么一个面目狰狞的阎连科，我也有很温柔的一面。如果说此前的小说创作是粗壮的大树的话，那么散文是大树周围有根须的存在，是地层之下的丰富的东西。
张弘：在写作技巧上，你这部作品流畅而质朴，少了很多匠气和刻意经营的痕迹。相对你以往写作来说，可以算是一次“反叛”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?
阎连科：我想，这本书如果说有设计，那就是放弃一切，放弃那种技巧的，华丽的东西，放弃所有被批评家所规定的各种形象，荒诞，怪诞，黑色幽默，等等，一定要在这本书中彻底地放弃掉，不做任何追求。最大的追求就是不要追求，舍弃一切人为的东西。
再者，如果硬要说追求的话，就是朴实与真诚。朴实，主要指文字上的朴实，真正的朴实也是一种伟大，我们达不到伟大，但力求这种朴实达到一定境界。第二真诚，决不对你的读者表现任何虚构。可以说，《我与父辈》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个对话都是真实的，不能说百分百对应于原话，但至少在话的意思上，没有超出当时的真实语境，这些是存在过的和可信的。
其实也不是反叛,说是纠正更准确点。我在写之前那些作品的时候,对结构、语言、叙述手法都非常讲究,是带着文学观写的,但这次写《我与父辈》,在写作上我是没有任何追求的,也不需要任何想象,是完全回到了最基本的现实,回到了经过二三十年过滤的现实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世俗,我最初像《耙耧山脉》这些作品里是有的,但到后来的《日光流年》、《风雅颂》却没有了,现在到《我与父辈》,这种世俗重新回来了,随着年龄的增长,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最初的那些世俗,我不知道怎么让它回到灵魂中去,但今天我至少明白了世俗与灵魂的关系,打通了两者之间的通道。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玄,但对我来说是这样的。
父亲教会我如何做男人
张弘：《我与父辈》最吸引人也最能打动人的是它的纪实性。在你的心中,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在哪里?
阎连科：父亲影响我最大的地方,就是要与人为善。父辈身上那种委曲求全的品质,看上去可能有点窝囊,却让我一生感动。我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毛病,但正因为从父亲身上学到了这种品质,做起事情会很有原则。我父亲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了起来,从家务事、盖房子,再到送子女们读书,该做的他都做了。
我20岁就去当兵了。正当我在部队要提干的时候,父亲病重了,但他还是要让孩子奔前程。父亲教会我如何做一个男人,身为一个男人应该做什么,现在我对我儿子的要求也是这样。
张弘：在你和父亲之间，发生的最难忘的事是什么?
阎连科：我给父亲买过一把刮须刀,这把刀他用了10多年,去世后我们把它放在了父亲的棺材里,这个我在书里有写到。还有一件就是,有次我发表了一部小说,当时《河南日报》把它的目录登了上去,在农村有拿报纸糊墙的习惯,父亲把这张报纸贴在我们家墙上,两年后我回家的时候,看到报纸上面满是被人指指点点留下的痕迹。在父亲眼里,我能写东西又能把这些东西变成钱,对他来说很安慰,那时他认为家里最小的孩子长大了。
张弘：《我与父辈》中你写的是你与你的父辈，你觉得你和你的父辈像吗？
阎连科：我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在我的下一代孩子中，他们既不认为我是一个作家，也不认为我是一个农民，他们认为，我是从那块土地上走出去，经过奋斗有了一点出息的人，他们认为我的奋斗过程，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。当然，他们更认为当一个作家不如当一个县长、一个镇长。
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，比如那块土地的人把我看成城里人、知识分子，并不把我当农民看，但在我现在的生活中，在北京这个环境里，我就是一个农民。但是有一点，从精神说，我和父辈非常像，比如传统、固执和坚韧，我想这些品性，无论好坏，都和祖辈的遗传和教育有关系。
张弘：你认为你的晚辈以后会为你的爱而忏悔吗？
阎连科：首先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像我一样过得艰辛，但是我希望他得到像我那时得到的那样多的爱和温情。我的儿子，学习可能不是最好的，可他得到的爱和温情要比一般的孩子多得多。从那时候到现在，30年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，两辈人之间的差异因社会发展而有了变化。80后90后的年轻人看了我的书，会去问他们的父母当时有无这样的事情，当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和精神历程。那个时候的农村生活很贫穷，但在那种环境中却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爱，其实现在整个社会富裕了，但有的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还是真实存在的。
我想我的晚辈不会忏悔，我对父辈的忏悔是因为我应该对他们做得更好而没有做，所以才忏悔。而我的儿子已经25周岁，他作为一个80年代出生的孩子和他的同代人比较，在传统与伦理方面，我相信他做的比同代人好。他不需要对他的父母有任何内疚。比如说，他每年暑假寒假会替父母去看姥姥、奶奶。过年会给生活在农村比他年龄小的孩子10-20元的压岁钱。和奶奶姥姥告别，也会在他们枕边放上500元。这些事情不大，但对一个家庭，对传统道德来说，一个孩子已经尽了他的力量。
乡土情结和精神的归属感
张弘：你在《风雅颂》的自述里有这么一句话：“通过几十年的‘漂泊’与‘奋斗’,他在城市里拥有了户口、房子、妻子、孩子,却感觉自己的家原本是不在这里的。”这是否也是你自己对于乡土的别样情怀？
阎连科：我现在家、孩子、妻子都在北京,但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年龄,就会觉得精神上的归属感更为重要。一个人的乡土情结是来自两个方面的,第一就是你亲人埋葬的地方,第二就是你青少年成长的地方,除此之外的地方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从这两点上,我跟现在居住的北京都没什么关系,随着年龄的增长,海阔天空的心思过去了,开始渴望人生最终的落脚点,但是在北京生活,我没有归属感。最痛苦的是已经回不去了,那边的土地还在,但人情世故已变。
张弘：你的小说《风雅颂》原来的名字是《回家》，这个《回家》是否和《我与父辈》有某些联系？
阎连科：《风雅颂》更注重的是一个精神上的故乡，或者说是从精神到精神的一种故乡，而《我与父辈》，从它的文字上看，写的是更加无知的无力的故乡。而在这文字的背后，它所探讨的仍然是一条回家的道路，或者说《我与父辈》，是在寻找阎连科是从哪里走出来的，你走出来的道路和脚印在哪里，是什么样子的。当我找到这些走出来的道路时，也许我就已经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我不是一个注重乡土人情的作家，从我的小说中看，很多情况下是对乡土人情的批判和背叛，但是《我与父辈》恰恰相反。它写了很多的乡土和人情，把乡土人情当作土地的一部分进行写作，在这些乡土与人情的土壤中，在我父辈的生命过程中，无论它呈现的是草是花或是一棵树，这些草花树所结的果实都是美的、真诚的。
张弘：通过《我与父辈》的写作，你认为城市与农村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？
阎连科：我想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差距是：城市是迅速发展的城市，而乡村几乎是恒古不变的乡村，我说的不是街道、不是住房，而是它的文化和人心。第二点，城市人从来都没有瞧得起乡村人，而乡村人也太过敬仰城市人。这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血液和精神，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。其实，《我与父辈》的写作，也是对我笔下耙耧山脉这块土地的又一次丰富，对精神家园的再一次寻找。当然，也许寻找就是目的，而找到确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。
张弘：听说你最初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离开农村，而你写作的大部分素材均来自于农村。农村对于你意味着什么？
阎连科：当你离开农村的时候，你才发现你的双脚可以离开那片土地，你的灵魂却无法离开那片土地，所以我的写作离不开土地，是因为我的灵魂离不开土地。农村对我意味着，一棵树的根，一条河流的源和一个风筝割不断的线。
张弘：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宣言的“穷人的美德”颇为怀疑，觉得巴尔扎克所展示的人性或许更真实些。中国有句俗话，“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”。在生活资源短缺、物质条件匮乏的乡下，农民通常会为了一点利益相互争夺。在你笔下，这些并不明显，你这本书是否对父辈有溢美的地方？
阎连科：这本书开始追求的朴实与真诚，真诚首先要讲到真实问题。至少我自己没有任何溢美之词，譬如大伯，生活的艰辛，大伯是一个可爱可敬，甚至是一个伟大的老百姓，是一个伟大的生存者，但写出了他赌徒的一面。我的四叔，他的存在非常复杂，是城乡夹层的那一群人的复杂存在。当然，当我们面对故去的人时，会自然遮蔽一些狭隘、自私的一面。如果有，说明我本人还没有超越，或者说更多地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。
张弘：看过你这本书以后，我对于农民的苦难有了一些新的思考。
阎连科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这句话有一定道理。我们社会的苦难只是一个背景，农民决不怨天尤人，推卸责任，如果生活是一条激荡的河流，即使它被冲碎，他也会迎上去，决不会逃避，会睁着眼睛。如果说生活是温暖的，他也会会心一笑，感受生活的温暖与爱。生活不仅是社会赋予的，也是自己创造的。他不会考虑社会应该给他什么，而是自己应该做什么，努力应对难关。而我们，却把责任推卸给社会。我想，这是我们两代人很大的差别。
张弘：《我与父辈》并没有大的历史背景，你也似乎努力摒弃掉这一“历史性”，而是以真实、质朴的方式写乡村最普遍的生命存在。但是，正是因为这一“真实”与“质朴”，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存在的另外面貌，而这一面貌是被我们的文学长期压抑的。
阎连科：我们50年代的作家有一个共性，离历史比较近，离个人比较远。我想这本书，恰恰是进入历史中的真实个体，而历史则隐退为背景，是人，老百姓生存小舞台背后的大舞台，我所书写的主要是那个小舞台。“农民”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，而是一个个体的存在。而且，我们理解历史时，必须通过个人的生存方式来理解历史，而不是通过历史、社会来理解人。这相对于上一代作家来说，是一个新的理解，历史与个体之间认知方式的一个变化。
《我与父辈》提供了重塑风格的可能
张弘：情感熏陶也是文学的主要功能之一，但现在几乎被我们时代的文学观摒弃了。你是否担心90后的读者对这本书的不感兴趣？
阎连科：如果这本书90年代读者不爱读的话，有两个问题，一是我们时代的确有断裂的问题，恰恰因为这一点，这本书有它存在的意义。每一个孩子可以不了解社会如何存在，但是，你不能不知道你的父辈是怎么走过来的，不应该不关心父母曾经的生活与经历。90年代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，在我们看来，也是相当“自私”的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，而不是他人。不要说与他们生活没关系的，就是父母，他们也没有多少关心，我想，这大概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认识，当然，这不是绝对的正确。如果这样，这代孩子应该从了解父母开始，不是让他们还父母的爱，而是，我们不能对父母与长辈如此冷漠。
第二，这代孩子也有大量从农村来的，在《钟山》发表之后，有人读到，非常感动，甚至有人把杂志买下来，送给父母亲。我到现在还是用钢笔写文章的，长期替我打稿的打字员对我说，阎老师，我打过那么多你的稿子，这是我最感动的一部，你能不能把书送我一本。还有父亲说，阎老师，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名，我把它送给我的孩子。我希望这本书对那些和父母有隔阂的人，是一座桥梁，一个渠道，或者说，是情感的一段链条。我希望，通过这本书，他们和父母的联系更紧密，如果达到这一目的，我想，这本书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并且超过了最初的目的。而且，这本书会告诉他们，父母没有对不起他们，而是他们是否持有对父母应有的尊重。我希望孩子们看完这本书，应该有这样一个自问。甚至可以说，从小的范围看，这本书是写给我家族的80后孩子，放大一点，是写给整个社会的80后、90后。是的，这一教育远远超过学校、机关的公共教育，这种教育让孩子明白是从哪里来。
张弘：你是不是觉得现在的80后、90后和你那个年代的孩子区别很大呢？你觉得自己和父亲之间有代沟吗？那种代沟是你和孩子之间也有的吗？
阎连科：今天的孩子，如80、90后，和我在20岁左右，区别非常大，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父亲这代人，在青少年时期要承担沉重的家庭义务，把活着和生存放在自己的两个肩头挑起来。而今天的孩子，他的肩头上没有生存也没有活着这样沉重的东西，而许多人肩头上扛起来的名牌衣服，另一个肩头上扛起来的就是个人的娱乐生活，而这个肩头上的头脑装进去的往往不是现实而是一个虚幻的世界。
每一代人和他的上一代人之间都有代沟存在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最大的代沟是我希望离开土地，到城里面去到外面闯荡自己的生活，而父亲希望我留在土地上结婚成家过日子。和今天的孩子的代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，今天的孩子希望离开家庭，离开那栋楼房，到更大的城市去，到国外去过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活，而许多父母，认为他们已经非常自由了。
这样的代沟，我和我的孩子一样有，但是我和我的孩子铺平代沟的方法就是他要尽量去理解我，我要尽量更年轻一点。
张弘：《我与父辈》的创作经验，是否会重塑你的写作风格？
阎连科：对《我与父辈》的写作，我想我已经有意无意之间，呈现了另外一个阎连科到了读者面前，关于在小说创作中，读者、评论家给阎连科的定位，我会努力去改变它，我希望所有的批评家和读者，都无法掌握阎连科和阎连科的创作。而《我与父辈》的写作，已经给我提供了这样的可能。
评论家谢有顺在谈《红楼梦》时说，“从世俗中来，到灵魂中去”，我想，《我与父辈》也体现了世俗与灵魂这一辩证关系。的确，它来自于俗世中，也进入到我自己的灵魂中了，至于能不能进入读者的灵魂，这有待读者去检验。我试图证明“世俗”与“灵魂”对创作的重要性。另外，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文学观，它只会丰富我的文学，让我意识到世俗对文学的重要性。
张弘：对现在的青年一代，比如80后，你怎么看？比起你对父辈深厚的感情，你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父辈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？
阎连科：对80后、90后，我认为他们的肩膀太轻了。但是，在80后中，韩寒是值得我们尊敬的，他的肩膀上比他的同代人有更多的承担。70后、60后、50后、40后甚至30后，在很多地方其实应该学习韩寒的那种承担精神。有很多所谓长辈的作家，都说韩寒是语不惊人做不休，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一生都没有语不惊人呢？
